我父亲发现我热爱读书，是在大概十六七年前的一个夏天。作为那个年代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，他深知这份热爱的来之不易。他紧紧地拉着年幼的我，拉着一个家族延伸出来的一缕文化命脉，快步走向了我们小城里的新华书店。他给我买了一本《新编唐诗三百首》，用千百年前泛着苦味的一缕清香，取代了安徒生，王尔德们笔尖娇养的奶蜜迦南。
那时候他三十出头，新鲜明朗，仿佛道旁的一株杨树。他走出象牙塔还不足十年，学生时代的热血尚未凉透，生活中的一切大事也都已走上正轨。他的女儿还小，小到愿意听他一遍遍的讲勤政楼前的那一株老柳，小到不会想出任何他难以回答的问题，小到还能为他提供千万种可能的设想，小到他还有时间去慢慢地想，该怎么把她养大。
那些最早的诗里，我最喜欢的一首，就是白居易的《勤政楼西老柳》。
半朽临风树，多情立马人。开元一株柳，长庆二年春。
五六岁的孩子，还不懂晚唐已近颓败的盛世气象，不懂诗人漂泊半生的伶仃愁苦，只是单单被“开元一株柳，长庆二年春”的况味给震住了。
那是诗人的胜利，也是我父亲最为幸福的一段时光。
上初中时，我的阅读材料因其中不足十个字的情爱描写，第一次触到了父亲掌控范围的边疆。那是巴金翻译的苏联小说《将军》，文中那位自称为“将军”的白俄士兵背井离乡，流落中国，靠妻子出卖肉体来喝酒赌博，最终醉倒在北平的街头。
我父亲举起左手，威胁我把书给他。
我含泪瞪着眼前的暴君，脑内怒火激荡咆哮。我幻想着我是《复活》里俄罗斯旷野上的农民之一，将那极寒之地上盘踞的绝望捶打成春天。我握着那本书，握着我与生俱来的权利，向暴政抗争。
我挨了一巴掌，而事情并没有因为我挨了一巴掌而结束。我对书本的渴望如同脱缰的野马，最终彻底冲破了我父亲的掌控。
在初三的第一个学期，我的成绩跌至了初中三年的最低点。我父亲怒不可遏，冲进了我的房间把我所有的课外书全部翻了出来。他翻出一本，眼里的绝望就更深一层。他未曾想到他那个小小的女儿已经彻底脱离了他预定的轨道，他未曾想到，儿时他为她读过的那些诗，养出的竟然是一个自私、怨怼、又不谙世事、一味逃避的小怪物。
那年他四十四岁了，胖了很多。我祖父的坟前冒了青草，回去扫墓的时候，老家的伯父们为着分几亩田地一次一次地逼他。
很多年以后，我无意间翻到了一个我初三的笔记本，最后几页是他的字：今天做了红烧带鱼，女儿很爱吃，以后还要这样做。
记得后来有一次学校里让给家长写信，我写了一首诗。不到两百字，我写得涕泗横流，他看得也是涕泗横流。后来音乐和说话声慢慢嘈杂起来，将他封在了足够厚的保护壳里。他起身，走到教室书架的后面嚎啕大哭。家长会结束，他在前面，我跟在后面，他转过头来，吸着鼻子跟我说今天感冒，我的眼泪一下子决堤，止也止不住。
大学里我学的是英语，不是我喜欢的汉语言文学和历史。或许是没有高中初中时那种忙里偷闲的惬意和刺激，又或许是大学里面杂七杂八的事情太多，我看书再也没有原来那种痴迷和疯劲了。反倒是他拿翻出我高中时候买的《南渡北归》，一页一页翻着，问我“你怎么不看看书啊？这书那么好。”
他甚至重新取出他落了灰的宣纸和毛笔，抄写西南联大的碑文：
“稽之往史，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、偏安江表，称曰南渡。南渡之人，未有能北返者。晋人南渡，其例一也；宋人南渡；其例二也；明人南渡，其例三也。风景不殊，晋人之深悲；还我河山，宋人之虚愿。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，乃能于不十年间，收恢复之全功，庾信不哀江南，杜甫喜收蓟北，此其可纪念者四也。”
他今年五十岁了，祖母身体不好，他两地来回奔波，头发白得很快。
父母儿女间，因着血脉间最紧密的那一层牵连，必然也纠缠着最为深沉悲伤的一份情感。亲人们不可能时时刻刻都是相爱的，一定会有怨怼，甚至恨的存在。我母亲恨我父亲说话刻薄，挣不了大钱。我父亲恨我母亲举止乖张，不知柴米油盐的艰辛。他们一起恨我学业上的不争气，恨我那无底洞一般填也填不满的知识缺口。爱与恨，泪与笑一起熬下去，熬成了强力胶一般的亲情将我们粘连起来。
我们早早地读过了那些应制、送别、乃至悼亡之作，走马观花间一眼不知就是多少文人骚客的一生。可那些鲜艳浓郁的情感，那满怀愁绪的慨叹，却终究是要在多年以后才能明白。有一日你终究会读懂勤政楼前的那棵柳树，会读懂为何舟中宾朋满座，偏偏江州司马青衫湿。你会读懂那片汉末星空下的彷徨与无奈。
你读懂了这一切，便会醉到望月怀远，哭到肠断白蘋洲。
你所有的问题，时间都会用仁慈的双手为你揭开残忍的答案。
就像史铁生所说的那样：“有一天，那个孩子终究会发现那颗海棠树，只是他再也不会知道，那棵树是谁种下的，是怎么种下的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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